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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韩国或超日本成中国大陆第二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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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贸易协会北京代表处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第四季度韩国的对华贸易额达到756亿美元,首次赶超日本(717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据 香港《商报》网站1月18日报道,韩国对华出口自2013年起超过日本,而进出口贸易额仍落后于日本,但2015年10-月12月,进出口贸易额连续3个 月领先日本。据此推测,韩中双边贸易额有望今年起赶超中日贸易额。得益于去年12月生效的韩中自由贸易协定,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今后有望进一步扩大。  另外,韩企去年1-11月对华投资规模约为37亿美元,比日本多约7亿美元,时隔8年领先日企。责任编辑:

原标题:部分政府项目欠薪侵害农民工权益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要以建筑市政、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易发生拖欠工资问题的行业为重点,健全源头预防、动态监管、失信惩戒相结合的制度保障体系,完善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司法联动惩处的工作体系。到2020年,形成制度完备、责任落实、监管有力的治理格局,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  《意见》指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事关广大农民工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经过多年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行业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资问题仍较突出,一些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不同程度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严重侵害了农民工合法权益。  《意见》强调,要全面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要明确工资支付各方主体责任,全面落实企业对招用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责任。在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企业对所承包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要严格规范劳动用工管理。督促各类企业依法与招用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严格履行,建立职工名册并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在工程建设领域,全面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施工总承包企业要加强对分包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的监督管理,不得以包代管。要推行银行代发工资制度,推动各类企业委托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在工程建设领域,鼓励实行分包企业农民工工资委托施工总承包企业直接代发的办法。  《意见》指出,要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和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支付监控机制,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管理制度,落实清偿欠薪责任。要推进企业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建设,完善企业守法诚信管理制度,建立拖欠工资企业“黑名单”制度,将企业拖欠工资等违法信息纳入有关部门征信系统。要建立健全企业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加强对企业失信行为的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要依法处置拖欠工资案件,严厉查处拖欠工资行为,及时处理欠薪争议案件,完善欠薪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完善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探索建立欠薪保障金制度。  《意见》强调,要改进建设领域工程款支付管理和用工方式。加强建设资金监管,推行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预防工程款拖欠;规范工程款支付和结算行为,探索建立建设项目抵押偿付制度;改革工程建设领域用工方式,引导具备条件的劳务作业班组向专业企业发展;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完善部门协调机制。责任编辑:

原标题:明年起外环内禁放、禁售烟花爆竹,对非法储存的最高罚款10万元  从2016年1月1日起,上海外环线以内区域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  昨天,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首次明确规定在外环线以内禁 止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将烟花爆竹的禁放范围进一步扩大,加强从严从紧的源头管理。《条例》还增设了“重污染天气期间,上海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 定。同时鼓励移风易俗,倡导使用电子鞭炮、礼花筒等安全、环保的替代性产品。人大表示,修改《条例》主要是出于维护城市安全、加强环境保护的目的。  (晨报见习记者 应沈漪)  晨报记者 倪冬  明天就是元旦了,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这意味着明年春节,上海市民将不能再像往年一样,可以在除夕至年初四以及正月十五,在禁放以外的场所、路段和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对非法储存烟花爆竹违法行为最高可处10万元罚款。相关销售商透露:“外环线以内区域将不再设烟花爆竹零售点。凡是出售烟花爆竹的,都是非法的。”  昨天下午,新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表决通过后,一位基层执法人员仔细阅读了相关条款,发现这一次没开任何口子,“除了外环线以内区域都不能燃放以外,娶亲嫁女也不能例外,否则都可能被罚款100元到500元”。  考虑到娶亲嫁女以及春节等节日,一直有燃放烟花的传统,这个规定是否会面临“法不责众”的问题呢?  他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两年雾霾太厉害了,放烟花爆竹的人本身就越来越少,“外环线内禁放禁售烟花爆竹”的规定切合了人们对好环境、好空气的迫切需求,而且上海绝大部分人还是会守规矩的。  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处罚,虽然有了明确规定,但仍缺少一些可操作性的细则,比如:如何固定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证据?怎样燃放才算“情节严重”?  该工作人员直言,执法过程中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但这两年上海对烟花爆竹的管控本身就越来越严,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去年,上海动员了7万名平安志愿者,参与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燃放的管理,效果就很好。  那么,执法过程中是否会遇到“有钱就任性”的现象呢?如“你罚吧,反正最多500元,我就是要放烟花爆竹!”  该工作人员直言,不排除会遇到类似现象,但肯定是极个别的,“看到志愿者、民警戴着红袖章来劝阻,总不至于无动于衷吧,毕竟大家都是希望环境更好一些,生活环境更安全一些。”  那么,对外环线内禁放禁售烟花爆竹,普通市民怎么看呢?昨天,记者在虹口区万安路,随机采访了10多位市民,大都表示会遵守规定。  “我已经两年没放过了,冬天霾本身就很厉害,再一放烟花爆竹,空气更一塌糊涂。”陆先生说,相比年纪大一点的人,年轻人的环保意识更强,他女儿就一直要求他不要放烟花爆竹。  在陆先生看来,除了环境因素以外,从城市安全的角度来说,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产业、建筑、人口等多种要素高度集聚,燃放烟花爆竹的确容易酿成火灾等安全隐患,“对烟花爆竹的燃放和销售实施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肯定是对的”。  60多岁的刘先生从小就喜欢放炮仗,“不放感觉过年没气氛”。去年春节,他买了几箱烟花,想在楼下放,几户老邻居劝他不要放了,“他们说,你有这笔钞 票,干脆请大家吃饭吧”。后来,因为(烟花)都买好了,他还是放了,但总感觉邻居们看他放烟花时,不像以往那样凑热闹的成分多,而像是在监督他。  “我今年肯定不放了,否则邻居们会觉得我这个人不接翎子,万一被抓住了还要罚款,没意思。”在刘先生看来,《条例》通过后,影响更大的还是心理层面:“以前过年放也就放了,别人说你,你可以不睬;但现在不对了,你再放烟花,没任何道理。”  昨天,虹口、普陀、闸北、杨浦、闵行等消防支队的防火监督员,分别赶赴各销售点,宣传新条例。  万安路538号上海前进日用杂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马阿姨说,她们这家店卖了近30年烟花爆竹,“以前一直是长期证,可以卖一年;去年变成了临时证,只能卖20天左右”。  对今后不能再卖烟花爆竹,她倒没有任何留恋,“现在买烟花爆竹的人本来就一年比一年少,卖这个东西要求还特别高,每年都要去培训、考证,不卖倒也轻松了。”  上海金麒麟鞭炮烟花有限公司,承担着烟花爆竹的统一采购和批发。该公司透露,今后,外环线以内区域将不再设烟花爆竹零售点,凡是出售烟花爆竹的都是非法的。截至目前,外环以外的烟花爆竹零售点数量还没最终确定,但肯定是越来越严、越来越少。  不过,一名烟花爆竹零售点的老板直言,外环线内禁售烟花爆竹后,对那些非法烟花爆竹的打击就变得更为重要,否则非法烟花很可能趁虚而入。实际上,本市公安消防部门一直在从严打击非法烟花爆竹的运输、储存和销售。  根据《条例》规定,对非法储存烟花爆竹违法行为最高可处10万元的罚款。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本市公安消防部门通过巡防查控、设卡检查、群众举报等方 式,已累计收缴近3万箱非法烟花爆竹,其中嘉定收缴了9000箱,浦东和南汇消防支队一共收缴了6000箱,打击成效显著。  上海公安消防部门表示,市民如发现非法伪劣的烟花爆竹,可拨打96119举报,公安消防部门将在查实后给予奖励。      禁止在外环线以内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禁止在外环线以外区域的下列场所燃放烟花爆竹:(一)国家机关驻地;(二)文物保护单位;(三)车站、码头、机场等交通枢纽,轨道交通设施以及铁路线路 安全保护区内;(四)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五)输变电、燃气、燃油等能源设施安全保护区内;(六)医疗机构、幼儿园、学校、养老机 构;(七)商场、集贸市场、公共文化设施、宗教活动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八)区、县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其他区域、场所。  重污染天气期间,本市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条例》规定,违反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在禁止燃放的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  (二)在重污染天气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  (三)不遵守安全燃放要求的。  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其烟花爆竹,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单位违反条例规定,在重污染 天气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除对单位进行处罚外,环保等有关部门还可以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责任编辑:

原标题:上海市政府一年当200多回被告  2014年岁末,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法院在沪成立,至今已运行满一周年。成立跨区划法院是为了打破案件诉讼的地方保护,平等对待当事人。公平、公正、依法审理“民告官”案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记者于1月13日和14日走访了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法院的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并了解到在这一年中,上海三中院所受理的上海市政府成为被告的案件有242件,而2014年上海全市法院系统中,告市政府的案件仅为13件。  1月13日,记者来到上海三中院旁听了一起行政案件庭审,该案是市民袁先生起诉上海市政府和虹口区政府,要求信息公开的案件。  庭审刚刚开始,审判长陈瑜庭就进行了一项特殊的“法律释明”。陈瑜庭告知双方当事人,“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诉讼各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得通过法院外部或内部人员干预案件审理,如有通过关系打招呼、递条子的此类行为,法庭将记录在案并向其他当事人公开,视情节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之后,陈瑜庭还明确要求当事人诚信诉讼,并维护法庭秩序。  记者了解到,这种“法律释明”是上海三中院成立后,专门制定的一条新规定,也是行政案件审理中的必要环节。据上海三中院副院长璩富荣介绍,跨行政区划法院的成立,就是为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制定这一规定就是为了拦住行政案件中“打招呼”这一潜规则。案件的审判长需要在开庭后、调查事实之前就向双方当事人进行这项“法律释明”。  上海三中院院长吴偕林称,“上海的法治氛围还是很好的,截至目前,没有领导对案件审理说情打招呼的现象。”  据此案的原告袁先生介绍,其于2014年曾向虹口区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该区某地段的居民拆迁信息汇总表。当时区政府答复称,相关信息已移交至区档案馆,建议他去档案馆查询。袁先生向档案馆咨询,但对方称没有此档案。一年后,袁先生再次向区政府申请公开居民拆迁信息汇总表。得到“不重复处理”的答复后,袁先生向上海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5年11月,市政府维持了区政府的答复后,袁先生将市政府及区政府告上法庭。  案件经过简易程序审理后,审判长当庭作出判决,驳回了袁先生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陈瑜庭向袁先生解释了判决理由。陈瑜庭称,袁先生第一次向区政府申请信息公开时,如果不认可答复,应该当时就向市政府提起复议,可惜袁先生并未这样做。在法律上来讲,就等于是默认了此答复。此次,袁先生申请公开的信息与之前的申请内容一样,属于重复申请,区政府不需要再做重复答复。而且,上海市政府在收到袁先生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其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记者了解到,这种判后解释的做法,是上海三中院制定的另一条规定。上海三中院副院长璩富荣介绍,法院要求审判长在宣判后,主动向当事人解释裁判理由,而且要用“通俗的语言”,让当事人明白判决的法律依据。  听完法官的解释,袁先生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表示还是要考虑一下上诉的问题。  袁先生说,因为拆迁纠纷,他已经不止一次地与上海的行政机关“打交道”了,诉讼也不止这一次,此次来三中院打官司,并没有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陈瑜庭法官听后表示,实际上就袁先生的实际诉求来看,他只是想得到居民拆迁汇总表,而根据区政府的答复来看,该居民拆迁汇总表已经移交给档案馆了,已经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了。“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一般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30年内可以公开。”陈瑜庭告诉袁先生。  “谢谢法官,这么说我就明白多了,我回去考虑考虑,下一步怎么办。”袁先生称。  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袁先生对于法官的审理和之后的释法工作,还是表示了肯定。他称,“本来民告官就是老百姓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审理的程序再不公开透明,老百姓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袁先生表示,此次开庭前他也留意到了法官的一番提醒,将打招呼记录在案。“这一点做得很好,至少在民告官中,老百姓多少是有了些底气的。”  上海三中院于2014年12月28日成立,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先行试点机构,该院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中院合署办公,是我国首个能够审理“跨区划案件”的法院。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对于“民告官”案件受制于地方政府的质疑。  上海三中院立案庭庭长钱光文至今还记得,法院第一天受理立案时的热闹。一批来自湖南、江苏等外省市的当事人,不远千里,来到上海三中院进行立案。“他们可能理解错了,认为上海三中院可以跨省审理案件。”  钱光文回忆,看着这些提着行李箱,一下火车就赶来立案的当事人,自己心里有些不落忍,“他们跑错地方了”。  这样的事情在三中院刚刚成立的三个月内,经常发生,陆续有四、五批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当事人跑来立案,均是准备对当地的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的。“甚至还有从四川、贵州赶过来的当事人。”钱光文称,对这些跑错地方的当事人进行管辖权释明的同时,他能够感觉到,老百姓对于跨行政区划法院的那种期盼。  其实,目前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试点仅在上海和北京探索,案件管辖范围仍然在两个直辖市的行政区域内,并未做到跨省管辖。  据上海三中院方面透露,目前上海一些重大的、易受地方政府影响的行政诉讼案件基本都汇集在上海三中院进行审理,该院受理案件的管辖范围包括一审被告为上海市政府的行政案件,以及上诉人或被上诉人为市级行政机关的二审案件。  此外,让钱光文印象深刻的还有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法院立案窗口的变化。“以往很难看到行政诉讼的立案窗口排队立案的情景。”钱光文表示,但这一情形被5月份开始实施的立案登记制所打破。  钱光文举例称,2015年4月当月三中院仅受理了16件行政诉讼案件,但在登记立案制度实施后的5月,法院一个月就受理了91起行政诉讼案件,6月至去年底,已有447件行政诉讼案件登记立案。钱光文认为,这是立案登记制和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公众对民告官案有了新的期待。  上海三中院的统计显示,2015年该院共受理行政案件610件,其中以市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有242件。而2014年全年,上海全市法院系统中,告市政府的案件仅为13件,案件数增长了18倍。对此,上海三中院院长吴偕林表示,这一现象说明,立案登记制的确立保护了百姓起诉政府的权利,市民对政府的起诉需求大量增加。  不过,记者了解到,根据上海三中院提供的数据,市政府的败诉率为零。对此,上海三中院行政庭庭长张文忠表示,“应该说,上海市政府的行政行为总体上是比较规范的。我们审理案件不看原被告,判决市政府是否败诉,是要看法律依据和事实的。”  上海三中院副院长璩富荣认为,作为跨行政区划法院,公正审判的责任重大。“不是说市政府没有败诉,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就没有瑕疵。我们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通报会等形式,就司法审查中发现的问题与市政府进行沟通,在去年,我们还针对市级机关的行政行为瑕疵发出了两个司法建议给被告。但是,这些瑕疵尚不足以否定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试点能否走出直辖市?能否在省内建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指出,受现行法院组织法的限定,在省内建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没有法律依据。  马怀德认为,真正的的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应当设立在非直辖市的一般省份。“比如,在河北设立一个保定法院,但可以管到石家庄、邢台、邯郸一些河北省的地级市,这样才能超出原来的行政区划。”同时,还应当考虑设置跨行政区划的基层法院、高级法院,更加全面地体现集中管辖和跨行政区划的意义。  而目前,现行法院组织法中规定,地方各级法院院长、法官等由当地同级人大选举、人大常委会任免;在省内按地区设立的和直辖市内设立的中院院长、法官,由省或直辖市人大选举、人大常委会任免。如果在直辖市外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相关人员的选举、任命问题,仍然需要明确、有效的法律依据。为了解决跨行政区划法院院长由谁选举,副院长、庭长、法官等由谁任命的问题,马怀德建议尽快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进而在省内设置跨行政区划法院。  文/摄京华时报记者王晓飞责任编辑:

据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消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孟繁有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责任编辑:

港媒:韩国或超日本成中国大陆第二大贸易伙伴

韩国贸易协会北京代表处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第四季度韩国的对华贸易额达到756亿美元,首次赶超日本(717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据 香港《商报》网站1月18日报道,韩国对华出口自2013年起超过日本,而进出口贸易额仍落后于日本,但2015年10-月12月,进出口贸易额连续3个 月领先日本。据此推测,韩中双边贸易额有望今年起赶超中日贸易额。得益于去年12月生效的韩中自由贸易协定,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今后有望进一步扩大。  另外,韩企去年1-11月对华投资规模约为37亿美元,比日本多约7亿美元,时隔8年领先日企。责任编辑:

原标题:部分政府项目欠薪侵害农民工权益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要以建筑市政、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易发生拖欠工资问题的行业为重点,健全源头预防、动态监管、失信惩戒相结合的制度保障体系,完善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司法联动惩处的工作体系。到2020年,形成制度完备、责任落实、监管有力的治理格局,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  《意见》指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事关广大农民工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经过多年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行业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资问题仍较突出,一些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不同程度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严重侵害了农民工合法权益。  《意见》强调,要全面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要明确工资支付各方主体责任,全面落实企业对招用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责任。在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企业对所承包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要严格规范劳动用工管理。督促各类企业依法与招用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严格履行,建立职工名册并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在工程建设领域,全面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施工总承包企业要加强对分包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的监督管理,不得以包代管。要推行银行代发工资制度,推动各类企业委托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在工程建设领域,鼓励实行分包企业农民工工资委托施工总承包企业直接代发的办法。  《意见》指出,要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和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支付监控机制,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管理制度,落实清偿欠薪责任。要推进企业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建设,完善企业守法诚信管理制度,建立拖欠工资企业“黑名单”制度,将企业拖欠工资等违法信息纳入有关部门征信系统。要建立健全企业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加强对企业失信行为的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要依法处置拖欠工资案件,严厉查处拖欠工资行为,及时处理欠薪争议案件,完善欠薪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完善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探索建立欠薪保障金制度。  《意见》强调,要改进建设领域工程款支付管理和用工方式。加强建设资金监管,推行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预防工程款拖欠;规范工程款支付和结算行为,探索建立建设项目抵押偿付制度;改革工程建设领域用工方式,引导具备条件的劳务作业班组向专业企业发展;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完善部门协调机制。责任编辑:

原标题:明年起外环内禁放、禁售烟花爆竹,对非法储存的最高罚款10万元  从2016年1月1日起,上海外环线以内区域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  昨天,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首次明确规定在外环线以内禁 止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将烟花爆竹的禁放范围进一步扩大,加强从严从紧的源头管理。《条例》还增设了“重污染天气期间,上海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 定。同时鼓励移风易俗,倡导使用电子鞭炮、礼花筒等安全、环保的替代性产品。人大表示,修改《条例》主要是出于维护城市安全、加强环境保护的目的。  (晨报见习记者 应沈漪)  晨报记者 倪冬  明天就是元旦了,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这意味着明年春节,上海市民将不能再像往年一样,可以在除夕至年初四以及正月十五,在禁放以外的场所、路段和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对非法储存烟花爆竹违法行为最高可处10万元罚款。相关销售商透露:“外环线以内区域将不再设烟花爆竹零售点。凡是出售烟花爆竹的,都是非法的。”  昨天下午,新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表决通过后,一位基层执法人员仔细阅读了相关条款,发现这一次没开任何口子,“除了外环线以内区域都不能燃放以外,娶亲嫁女也不能例外,否则都可能被罚款100元到500元”。  考虑到娶亲嫁女以及春节等节日,一直有燃放烟花的传统,这个规定是否会面临“法不责众”的问题呢?  他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两年雾霾太厉害了,放烟花爆竹的人本身就越来越少,“外环线内禁放禁售烟花爆竹”的规定切合了人们对好环境、好空气的迫切需求,而且上海绝大部分人还是会守规矩的。  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处罚,虽然有了明确规定,但仍缺少一些可操作性的细则,比如:如何固定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证据?怎样燃放才算“情节严重”?  该工作人员直言,执法过程中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但这两年上海对烟花爆竹的管控本身就越来越严,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去年,上海动员了7万名平安志愿者,参与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燃放的管理,效果就很好。  那么,执法过程中是否会遇到“有钱就任性”的现象呢?如“你罚吧,反正最多500元,我就是要放烟花爆竹!”  该工作人员直言,不排除会遇到类似现象,但肯定是极个别的,“看到志愿者、民警戴着红袖章来劝阻,总不至于无动于衷吧,毕竟大家都是希望环境更好一些,生活环境更安全一些。”  那么,对外环线内禁放禁售烟花爆竹,普通市民怎么看呢?昨天,记者在虹口区万安路,随机采访了10多位市民,大都表示会遵守规定。  “我已经两年没放过了,冬天霾本身就很厉害,再一放烟花爆竹,空气更一塌糊涂。”陆先生说,相比年纪大一点的人,年轻人的环保意识更强,他女儿就一直要求他不要放烟花爆竹。  在陆先生看来,除了环境因素以外,从城市安全的角度来说,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产业、建筑、人口等多种要素高度集聚,燃放烟花爆竹的确容易酿成火灾等安全隐患,“对烟花爆竹的燃放和销售实施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肯定是对的”。  60多岁的刘先生从小就喜欢放炮仗,“不放感觉过年没气氛”。去年春节,他买了几箱烟花,想在楼下放,几户老邻居劝他不要放了,“他们说,你有这笔钞 票,干脆请大家吃饭吧”。后来,因为(烟花)都买好了,他还是放了,但总感觉邻居们看他放烟花时,不像以往那样凑热闹的成分多,而像是在监督他。  “我今年肯定不放了,否则邻居们会觉得我这个人不接翎子,万一被抓住了还要罚款,没意思。”在刘先生看来,《条例》通过后,影响更大的还是心理层面:“以前过年放也就放了,别人说你,你可以不睬;但现在不对了,你再放烟花,没任何道理。”  昨天,虹口、普陀、闸北、杨浦、闵行等消防支队的防火监督员,分别赶赴各销售点,宣传新条例。  万安路538号上海前进日用杂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马阿姨说,她们这家店卖了近30年烟花爆竹,“以前一直是长期证,可以卖一年;去年变成了临时证,只能卖20天左右”。  对今后不能再卖烟花爆竹,她倒没有任何留恋,“现在买烟花爆竹的人本来就一年比一年少,卖这个东西要求还特别高,每年都要去培训、考证,不卖倒也轻松了。”  上海金麒麟鞭炮烟花有限公司,承担着烟花爆竹的统一采购和批发。该公司透露,今后,外环线以内区域将不再设烟花爆竹零售点,凡是出售烟花爆竹的都是非法的。截至目前,外环以外的烟花爆竹零售点数量还没最终确定,但肯定是越来越严、越来越少。  不过,一名烟花爆竹零售点的老板直言,外环线内禁售烟花爆竹后,对那些非法烟花爆竹的打击就变得更为重要,否则非法烟花很可能趁虚而入。实际上,本市公安消防部门一直在从严打击非法烟花爆竹的运输、储存和销售。  根据《条例》规定,对非法储存烟花爆竹违法行为最高可处10万元的罚款。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本市公安消防部门通过巡防查控、设卡检查、群众举报等方 式,已累计收缴近3万箱非法烟花爆竹,其中嘉定收缴了9000箱,浦东和南汇消防支队一共收缴了6000箱,打击成效显著。  上海公安消防部门表示,市民如发现非法伪劣的烟花爆竹,可拨打96119举报,公安消防部门将在查实后给予奖励。      禁止在外环线以内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禁止在外环线以外区域的下列场所燃放烟花爆竹:(一)国家机关驻地;(二)文物保护单位;(三)车站、码头、机场等交通枢纽,轨道交通设施以及铁路线路 安全保护区内;(四)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五)输变电、燃气、燃油等能源设施安全保护区内;(六)医疗机构、幼儿园、学校、养老机 构;(七)商场、集贸市场、公共文化设施、宗教活动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八)区、县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其他区域、场所。  重污染天气期间,本市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条例》规定,违反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在禁止燃放的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  (二)在重污染天气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  (三)不遵守安全燃放要求的。  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其烟花爆竹,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单位违反条例规定,在重污染 天气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除对单位进行处罚外,环保等有关部门还可以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责任编辑:

原标题:上海市政府一年当200多回被告  2014年岁末,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法院在沪成立,至今已运行满一周年。成立跨区划法院是为了打破案件诉讼的地方保护,平等对待当事人。公平、公正、依法审理“民告官”案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记者于1月13日和14日走访了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法院的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并了解到在这一年中,上海三中院所受理的上海市政府成为被告的案件有242件,而2014年上海全市法院系统中,告市政府的案件仅为13件。  1月13日,记者来到上海三中院旁听了一起行政案件庭审,该案是市民袁先生起诉上海市政府和虹口区政府,要求信息公开的案件。  庭审刚刚开始,审判长陈瑜庭就进行了一项特殊的“法律释明”。陈瑜庭告知双方当事人,“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诉讼各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得通过法院外部或内部人员干预案件审理,如有通过关系打招呼、递条子的此类行为,法庭将记录在案并向其他当事人公开,视情节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之后,陈瑜庭还明确要求当事人诚信诉讼,并维护法庭秩序。  记者了解到,这种“法律释明”是上海三中院成立后,专门制定的一条新规定,也是行政案件审理中的必要环节。据上海三中院副院长璩富荣介绍,跨行政区划法院的成立,就是为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制定这一规定就是为了拦住行政案件中“打招呼”这一潜规则。案件的审判长需要在开庭后、调查事实之前就向双方当事人进行这项“法律释明”。  上海三中院院长吴偕林称,“上海的法治氛围还是很好的,截至目前,没有领导对案件审理说情打招呼的现象。”  据此案的原告袁先生介绍,其于2014年曾向虹口区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该区某地段的居民拆迁信息汇总表。当时区政府答复称,相关信息已移交至区档案馆,建议他去档案馆查询。袁先生向档案馆咨询,但对方称没有此档案。一年后,袁先生再次向区政府申请公开居民拆迁信息汇总表。得到“不重复处理”的答复后,袁先生向上海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5年11月,市政府维持了区政府的答复后,袁先生将市政府及区政府告上法庭。  案件经过简易程序审理后,审判长当庭作出判决,驳回了袁先生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陈瑜庭向袁先生解释了判决理由。陈瑜庭称,袁先生第一次向区政府申请信息公开时,如果不认可答复,应该当时就向市政府提起复议,可惜袁先生并未这样做。在法律上来讲,就等于是默认了此答复。此次,袁先生申请公开的信息与之前的申请内容一样,属于重复申请,区政府不需要再做重复答复。而且,上海市政府在收到袁先生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其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记者了解到,这种判后解释的做法,是上海三中院制定的另一条规定。上海三中院副院长璩富荣介绍,法院要求审判长在宣判后,主动向当事人解释裁判理由,而且要用“通俗的语言”,让当事人明白判决的法律依据。  听完法官的解释,袁先生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表示还是要考虑一下上诉的问题。  袁先生说,因为拆迁纠纷,他已经不止一次地与上海的行政机关“打交道”了,诉讼也不止这一次,此次来三中院打官司,并没有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陈瑜庭法官听后表示,实际上就袁先生的实际诉求来看,他只是想得到居民拆迁汇总表,而根据区政府的答复来看,该居民拆迁汇总表已经移交给档案馆了,已经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了。“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一般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30年内可以公开。”陈瑜庭告诉袁先生。  “谢谢法官,这么说我就明白多了,我回去考虑考虑,下一步怎么办。”袁先生称。  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袁先生对于法官的审理和之后的释法工作,还是表示了肯定。他称,“本来民告官就是老百姓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审理的程序再不公开透明,老百姓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袁先生表示,此次开庭前他也留意到了法官的一番提醒,将打招呼记录在案。“这一点做得很好,至少在民告官中,老百姓多少是有了些底气的。”  上海三中院于2014年12月28日成立,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先行试点机构,该院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中院合署办公,是我国首个能够审理“跨区划案件”的法院。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对于“民告官”案件受制于地方政府的质疑。  上海三中院立案庭庭长钱光文至今还记得,法院第一天受理立案时的热闹。一批来自湖南、江苏等外省市的当事人,不远千里,来到上海三中院进行立案。“他们可能理解错了,认为上海三中院可以跨省审理案件。”  钱光文回忆,看着这些提着行李箱,一下火车就赶来立案的当事人,自己心里有些不落忍,“他们跑错地方了”。  这样的事情在三中院刚刚成立的三个月内,经常发生,陆续有四、五批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当事人跑来立案,均是准备对当地的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的。“甚至还有从四川、贵州赶过来的当事人。”钱光文称,对这些跑错地方的当事人进行管辖权释明的同时,他能够感觉到,老百姓对于跨行政区划法院的那种期盼。  其实,目前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试点仅在上海和北京探索,案件管辖范围仍然在两个直辖市的行政区域内,并未做到跨省管辖。  据上海三中院方面透露,目前上海一些重大的、易受地方政府影响的行政诉讼案件基本都汇集在上海三中院进行审理,该院受理案件的管辖范围包括一审被告为上海市政府的行政案件,以及上诉人或被上诉人为市级行政机关的二审案件。  此外,让钱光文印象深刻的还有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法院立案窗口的变化。“以往很难看到行政诉讼的立案窗口排队立案的情景。”钱光文表示,但这一情形被5月份开始实施的立案登记制所打破。  钱光文举例称,2015年4月当月三中院仅受理了16件行政诉讼案件,但在登记立案制度实施后的5月,法院一个月就受理了91起行政诉讼案件,6月至去年底,已有447件行政诉讼案件登记立案。钱光文认为,这是立案登记制和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公众对民告官案有了新的期待。  上海三中院的统计显示,2015年该院共受理行政案件610件,其中以市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有242件。而2014年全年,上海全市法院系统中,告市政府的案件仅为13件,案件数增长了18倍。对此,上海三中院院长吴偕林表示,这一现象说明,立案登记制的确立保护了百姓起诉政府的权利,市民对政府的起诉需求大量增加。  不过,记者了解到,根据上海三中院提供的数据,市政府的败诉率为零。对此,上海三中院行政庭庭长张文忠表示,“应该说,上海市政府的行政行为总体上是比较规范的。我们审理案件不看原被告,判决市政府是否败诉,是要看法律依据和事实的。”  上海三中院副院长璩富荣认为,作为跨行政区划法院,公正审判的责任重大。“不是说市政府没有败诉,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就没有瑕疵。我们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通报会等形式,就司法审查中发现的问题与市政府进行沟通,在去年,我们还针对市级机关的行政行为瑕疵发出了两个司法建议给被告。但是,这些瑕疵尚不足以否定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试点能否走出直辖市?能否在省内建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指出,受现行法院组织法的限定,在省内建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没有法律依据。  马怀德认为,真正的的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应当设立在非直辖市的一般省份。“比如,在河北设立一个保定法院,但可以管到石家庄、邢台、邯郸一些河北省的地级市,这样才能超出原来的行政区划。”同时,还应当考虑设置跨行政区划的基层法院、高级法院,更加全面地体现集中管辖和跨行政区划的意义。  而目前,现行法院组织法中规定,地方各级法院院长、法官等由当地同级人大选举、人大常委会任免;在省内按地区设立的和直辖市内设立的中院院长、法官,由省或直辖市人大选举、人大常委会任免。如果在直辖市外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相关人员的选举、任命问题,仍然需要明确、有效的法律依据。为了解决跨行政区划法院院长由谁选举,副院长、庭长、法官等由谁任命的问题,马怀德建议尽快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进而在省内设置跨行政区划法院。  文/摄京华时报记者王晓飞责任编辑:

据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消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孟繁有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责任编辑:

分类:爱情

时间:2016-07-03 05:31:09